抗战前数年,德籍犹大人维特福格尔在他的研究中国社会的著作中,有一段专讲"中国为什么没有产生自然科学".他开始提出一个问题,他说:"半封建主义的欧洲,在经营规模并不大于中华帝国,甚至往往小于中华工业生产的基础上,完成了许多的科学发明和贡献.这一切显然是表示了初期资本主义的各种特征,狂热地催促小资产阶级去积蓄势力的环境下所完成的."拉狄克在《中国历史上的根本问题》中曾经指出欧洲产业革命以前的西欧社会关系,和中国的这种关系有某种根本的差别.若不承认这种见解,则中国环境既和欧洲产业革命以前的环境一样,那为什么没引起科学的萌芽和科学的发展呢?"对于这个问题他的答案是:"除了历史科学、语言科学和哲学而外,中国只在天文学和数学方面得到了真正科学上的成就.而就整个情形看来,那和工业生产的形成有关的自然科学,不过停滞于搜集经验法则的水准罢了.……汉代或汉代以前的中国,为什么在数学上和天文学方面达到了较高的水准?假定这些科学的产生,是建筑在各种大规模的治水工程和水利工程上的社会秩序需要上;那么只有这个时代才是这些科学的成立时期吧?"接着他说?quot;中国思想家们的智力,并没有用在那可以形成机械学体系的各种工业生产问题上面;并没有把处理这些问题作为根本的紧急任务,这个远东大国的根本智能,集中到了其他的课题,即农业秩序所产生的,及直接和农业秩序有关的,或在观念上反映着农业秩序的各种课题."他的结论是:"他们在这里还不能够从亚细亚社会和欧洲社会的关联中,检讨亚细亚社会为什么不能以解体过程中的欧洲中世纪的半封建主义那样的方法和程度,去推进大规模的工业经营.我们仅仅确认这个事实:即是精密的自然科学的停滞,是和这种工业上的停滞互相平行的.……中国自然科学各部门所以只有贫弱的发达,井非由于偶然;而是那些妨碍自然科学发达的障碍所必然造成的结果." 　　上述四位作者对于本问题的结论,统归根到中国旧社会之不适宜于产生自然科学.钱主淙、李约瑟和维持福格尔三位先生一致主张是农业社会的制度在作梗;陈立先生的意见是由于宗法社会的组织,两者的意见实是二而一.因为宗法社会只有以农业为经济核心时才能维持,才能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