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冰为你解答,希望对你有帮助： 　　当时甲午战争后,严复翻译了《天演论》（只翻译前半部分生物达尔文主义）,立刻引起了整个社会的大动荡,促进了人们的思想,有利于传播新思想,对当时的改革有着很大的促进作用. 　　《天演论》出版之后,立刻风靡中国知识界.第二年,梁启超在上海读到《天演论》,他在“物竞天择”的基础上,阐发出了“适者生存”的概念,进而发表了一系列宣扬社会进化论的文章,影响了未来中国的走向,其中最振聋发聩的要数《新民说》,高声宣讲“进化者天地之公例也”.而《天演论》在中国掀起惊涛骇浪之时,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却命运多舛.直到1920年,马君武的译本《达尔文物种原始》才由上海中华书局出版.在《物种起源》受“冷落”的同时,另外一些外国著作却被翻译进中国.1901年,杨荫杭翻译了日本明治维新领袖加藤弘之的《物竞论》,该书否定了美国的“天赋人权”观,声称“优胜劣败是永世不易的自然规律”,成为当时的畅销书.这直接影响了一大批中国学者.可以说,达尔文的“进化论”到中国,经过误读与蜕变,真正产生影响的其实是“社会进化论”,也就是达尔文从未提倡赫胥黎明确反对的社会达尔文主义.首先从中吸取影响的是康有为,他将社会进化论与中国儒家学说结合起来.康有为的“社会进化论”思想依旧属于渐进型,而在谭嗣同那里,渐进已经不足以改变中国的面貌,他提出“誓杀尽天下君主,使流血满地球,以泄万民之恨”.维新运动失败后,吴樾、邹容等进而提出“革命者,天演之公例也”,提倡激进革命和暗杀.就这样,对达尔文的误读,在中国被一步步激化.在这个过程中,“种族进化论”在中国也有不小的“市场”.一方面,由于当时中国在世界上的弱势,造成了“保国保种”的思想流行.另一方面,由于黄色距白色较近,黑、红等色距白色较远,肤色延伸出当时中国特有的种族主义思想：在20世纪初期流行着“中国文化西来说”,宣扬中国人由白种人演化而来.…………一百年误读,二百年孤独,对达尔文的误读就这样在历史中若隐若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