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日,指农历九月九日重阳节.韩魏公即韩琦,字稚圭,相州安阳（今属河南）人.早年曾同范仲淹一起防御西夏,推行庆历新政,新政失败,先后出知扬州、定州、并州.嘉祐年间（1056—1063）还朝,历任枢密使、宰相.韩琦原作题为《乙巳重阳》,乙巳是1065年（宋英宗治平二年）.这年重阳节,苏洵参加了韩琦家宴,席间韩琦赋,当晚苏洵写了这首和诗,半年后苏洵就病逝了.在能够确定年份的苏洵诗中,这是最后一首；在今存近五十篇苏洵诗中,这首是他的压卷之作. 　　首联从多年来他们的交游,一直写到这天的宴会,语言高度概括,内涵十分丰富.苏洵于1056年（嘉祐元年）持益州张方平、雅州雷简夫的推荐信赴京谒见韩琦、欧阳修等名流重臣,从此成了他们的座上客.时苏洵已四十八岁,年近半百,故说“晚岁登门”.雷简夫称苏洵为“王佐才”、“帝王师”,苏洵实际上也是以此自居的,而这里却自称“不才”,且冠以“最”字,并以自已的那“萧萧华发”同韩琦宴上的闪闪金罍（酒器）相映衬,表面自谦,实际充满怀才不遇之感. 　　颔联又从这天的宴会写到他五年来的虚度光阴.出句以“不堪”承“最不才”,以“延东阁”承“金罍”,表示对韩琦宴请的谢意,诗人自谦中也含着牢骚.汉武帝时公孙弘自举贤良,数年而至宰相,“于是起客馆,开东阁以延贤人.”（《汉书·公孙弘传》）这里诗人即以公孙弘喻韩琦好贤而言自己不配这种礼遇.下句,诗人回答了“不堪”的原因：官卑位低,不堪重用.曲台指太常寺.因《礼记》有《曲礼》篇,故称专掌礼仪制度的太常寺为“曲台”.苏洵在1061年（嘉祐六年）被命于太常寺修纂礼书,至赴宴时,刚完成《太常因革礼》一百卷,费时五年.苏洵以自己能辅助帝王的才能来做这种白首穷经的工作,深感虚度年华,用非所长,这集中表现在“闲”、“老”二字上.1056年（嘉祐元年）,欧阳修荐苏洵于朝廷,“欲朝廷不次用之”；韩琦也以为可用,独富弼主张“姑少待之”（叶梦得《石林燕语》）.拖了两年,朝廷才召苏洵试舍人院.苏洵拒绝赴试,朝廷授以试秘书省校书郎,不久又以苏洵为霸州文安县（今属河北）主簿,编纂太常礼书,直至去世.“书虽成于百篇,爵不过于九品.”（《老苏先生会葬致语》）这就是诗人发出“闲伴诸儒老曲台”的深沉哀叹的原因. 　　颈联尤为历代评论家所称赏.重阳节历来是人们登高赏菊,饮酒赋诗的好日子,但苏洵却在愁里度过.“佳”和“愁”形成鲜明的对比,而“久”字更有丰富的内容.苏洵在二十七岁以前“游荡不学”,不一定有“愁”.但从二十七岁开始,他发奋苦读,希望有用于世,却多次科考不第；后来,虽然名动京师,却沉沦下僚,无法一展抱负.这个“久”字至少包括了他三十年的不得志.他已五十七岁,很难再有所作为.“偶傍”,说明他平时已经很少有雄心壮志；“醉中”,说明未醉时已清醒感到壮志难酬.但“傍”、“来”二字仍表现出“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豪情,“其意气尤不少衰”.（叶梦得《避暑录话》） 　　尾联以暮间归来,反复吟咏韩琦新诗作结,戛然而止,余味无穷.韩琦《乙已重阳》说：“苦厌繁机少适怀,欣逢重九启宾罍.招贤敢并翘材馆,乐事难追戏马台.藓布乱钱乘雨出,雁飞新阵拂云来.何时得遇樽前菊,此日花随月令开.”韩琦诗中那种久居高位、宾朋满座的富贵气,使苏洵更感到自己“闲伴诸儒”的穷窘；韩琦志满意得之余的淡淡闲愁,更激起了苏洵壮志不酬的深沉哀怨.这就是他越读韩琦新诗就越发难以入睡的原因.暮、雨、寒三字为全诗烘托出一种昏暗、凄冷的气氛,而“寒无睡”,“百遍开”更活画出这位“萧萧华发”的老人辗转反侧、夜不能寐的神情. 　　叶梦得说：“明允诗不多见,然精深有味,语不徒发,……婉而不迫,哀而不伤,所作自不必多也.”（《避暑录话》）这一首诗在内容上“精深有味,语不徒发”,深刻反映了宋代失意文人的精神苦闷；艺术风格上也是“婉而不迫,哀而不伤”,含蓄蕴藉,耐人寻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