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中华文化产生的自然基础----江河的恩赐中华文化的发祥地大部分分布在江河流域的河谷地带或冲积平原上,从东北的黑龙江、乌苏里江流域、辽河流域到中原的渭河、黄河流域、南方的江汉、江淮流域和珠江三角洲都留下了中华民族祖先的足迹.尤其是横贯东亚大陆的长江、黄河两大水系更以其源远流长的坦荡襟怀播下了众多的文明火种.因此,尽管我们已不再局限于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摇篮的一元发生论,但我们可以毫不迟疑地说,我们中华民族是江河的儿女,辽阔肥沃的土地、温暖湿润的气候养育了中华民族.因此古老的华夏文明的兴起离不开江河的恩赐.但是,中国大陆西南边境的喜马拉雅山脉和崇山峻岭、西北边境浩瀚无垠的漫漫沙漠、东北亚冰封雪盖的西伯利亚和蒙古高原,使这块古老文明的发祥地在地理上远离世界其他的文明中心,长期处在难以与外界交流的隔离机制中.这固然促使中华文化能够沿着自己的方向独立发展,创造与众不同的文化品格和文明成果,并能保持自成一体的延续性,但同时也给它带来了自我封闭的保守意识和自诩世界中心、盲目自尊的大国心态,这无疑在一定程度上阻滞了中华文化的不断进步.2．西方文化产生的自然基础----海洋的磨砺如果说中华文化之树是根植于一片为江河所滋润的大陆,那么西方文化之舟则诞生于地中海蓝色的波涛之中.西方文化最初的舞台是亚欧大陆西侧的欧洲,它三面环海,同广大的亚洲相比,它恰是亚欧大陆向西伸出的一个半岛.西方文化的发祥地则是地中海海域的古希腊、古罗马,和中华大地相比,这里土地狭窄、土地贫瘠、气候夏旱冬湿,不利于粮食作物的生长,难以形成完全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因此,人们不得不转向大海去讨生活,过着亦农亦渔亦商的海陆“两栖式的生活”（黑格尔语）.地中海连接亚、欧、非三大洲,是个陆间海,较之安稳平实的中国大陆,大海毕竟充满了神秘的动荡和诡谲的变幻,它给人带来的除了财富,还有隐伏的祸患.也许正是这些潜伏的危险激发了人们抗争与征服的勇气,成为文明创造的动力.这些地中海的子孙不像游牧民族那样漂泊不定,也不像江河流域的居民那样安土重迁,他们更多的是凭着扁舟在大海上凌波往来,寻找着海洋所赋予的特殊的自由和机遇,通过海上贸易换取所需的生活资料,这种亦农亦渔亦商的经济模式造就了与众不同的海洋文明.如果说中华文化是陆地文化的话,那么西方文化则是海洋文化.黑格尔说：“大海给了我们茫茫无定、浩瀚无际和缥缈无限的观念,人类在大海的无限里感到自己的无限的时候,他们就被激起了勇气,要去超越那有限的一切.大海邀请人类从事征服、从事掠夺,但同时也鼓励人们追求利润,从事商业.平凡的土地、平凡的平原流域把人类束缚在土壤里,把他卷入到无穷的依赖性里边,但大海却挟着人类超越了那些思想和行为的有限的圈子.”正是地中海这种特殊的地理环境,产生了古希腊独特的城邦制社会结构,多方向、多民族共生的富于变化的文化聚合,也陶冶了西方民族崇尚自由和个性独立的基本性格.（未完待续）2．各自的经济生活形态不同的生存环境必然会带来各自异趣的生产形式和与之相应的经济模型,在此基础上,又会产生出各自民族最初的生活方式与社会结构,所有这些既构成了特定的文化形态,又是各种文化传统风格各异的深层结构以及民族精神形成的重要基础.2．1中华大地上的农耕文化前节已经叙述了中华文化的兴起离不开江河的恩赐,辽阔肥沃的土地、温暖湿润的气候养育了中华民族.因此,从远古时代起农业便成为中华民族赖以生存发展的主要经济形式.在华夏先民的心目中,农业乃是关系到国家存亡的命脉.由于大陆民族的生存对农业的依赖,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念明显重农轻商.历代封建王朝重农抑商的治国政策抑制了大规模的私营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致使中国的经济长期停留在以农业和依附于农业的家庭手工业结合为一的男耕女织模式.因此,这难以形成在经济上独立于乡村的工商业中心城市,从而无以打破以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为主导的生产方式,整个国家的经济运行模式也基本上是内向型的.2．2地中海沿岸国家的工商业文化前节已经叙述了地中海沿岸特殊的地理、气候环境,造就了古克里特、古希腊、古罗马等国亦农亦渔亦商的经济模式,商业和航海成为这些国家的经济支柱.经济的向外开拓必然带来文化的开放,不断通过海上的贸易和殖民向外开拓和发展,使地中海沿岸大部分地区建立了商业据点和移民城邦,甚至发展到整个黑海沿岸,随之而来的是对东非、阿拉伯、中亚和印度的商业贸易的大发展,并开始与遥远的中国有了商业交往.这时,工业和商业的主要控制全都集中到国家手中,生产规模不断扩大,经济兴旺繁荣,大都会式的城市成倍增长.后来,这种工商业经济模式扩散到欧洲大陆中西部的广大地区和不列颠群岛,从而为近代西方工商业文化的崛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毫无疑问,近代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正是得力于与文艺复兴相伴随的欧洲工商业和航海业的复兴.从14世纪意大利商业革命的兴起到15世纪由葡萄牙和西班牙人为先驱的海外探险,把西方人的商业贸易与海外殖民活动扩展为世界性的事业.随之而来的是新型工商业组织的建立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从而为18世纪的工业化进程创造了条件,而这些都可以说是西方世界的海洋地理环境和古代希腊罗马的工商业文化所孕育的果实.1．各自的社会组织形态中西民族不同的经济类型和生产活动方式自然会产生判然有别的社会组织形态,并形成各自相应的政治结构和文化秩序.在自然经济结构中,家庭作为最基本的生产单位的地位便长期保持下来,并成为社会结构和国家体制中的一个重要元素,故很多人将中华文化归结为家族本位的文化.此外,农耕经济中比不可缺少的水利灌溉系统的兴建、使用和其他大型公共工程的建设都离不开大规模的集体劳动,这需要借助于一个强有力的政府统一调度和控制方能顺利实施,这就为东方式的权威主义和专制制度的滋生提供了土壤.相反,在欧洲由于很早便出现了相对集中的商品生产和经营,从而打破了家庭作为独立生产单元的传统体制,加上大量移民城邦的建立,使以地缘为基础的人群结合方式逐渐取代了纯粹的血缘纽带.从而创立了以城市为中心的城邦制度以及相应的民主政治建构,走上了与中国社会完全不同的发展道路.3．1以血缘家族为纽带的中国传统社会对于任何一个社会,家庭都是不容忽视的重要细胞.不过,家庭及其延伸家族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的重要地位却是任何一种别的文化都无可比拟的.家对于中国人不仅意味着异性的结合,也不单是人们为繁育儿女而组成的共同体,而是集血缘承继、婚姻结合、生产经营、财政消费、社会教化甚至礼法管制等诸多功能为一体的社会单元.这种离开了家庭亲族,个人便无着落的现象,显然与中国在农耕经济模式基础上形成的宗法制社会结构密不可分.在这种体制下,连接人的社会关系的基本纽带便是血缘与婚姻,其中又以父系承传的血亲系统为核心形成了时代相续盘根错节的家族集团.个人在家族乃至社会中享有的地位,通常情况下即以其在此关系网络中的位置而确定.不仅如此,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条件下形成的安土重迁、老死不出乡的民族心态,使中国的大多数家族往往在同一地区时代繁衍,聚族而居,形成了血缘与地缘关系相互扭结重叠的特殊社会结构.有学者称,中国人的家族“是个微型的邦国”.可以说家族乃是中国人社会生活的主要舞台,也是历代统治者建立统治秩序的重要基础,中国的国家组织结构和政治制度正是以这种家族宗法原则为核心建立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