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品中正制的成因 　　九品中正制度自曹魏创立以后一直沿用到隋代才加以废除,目前学界多认为其产生的原因是为了巩固门阀士族,笔者认为这多有不妥,是倒果为因.九品中正制的创立是魏晋时代特殊、具体的历史环境所造就的,其原因颇多.但最后产生的作用却毫无疑问被门阀士族所控制,成为巩固门阀士族的一种手段,至此九品中正制也失去了其存在的历史意义,遂被逐渐遗弃——为科举制所取代. 　　原因一：出于抑制地方大族的考虑 　　九品中正制度建立的时间在曹丕还未篡汉时,即咸康元年（220年）.《三国·魏志》卷二二《陈群传》载,沈约以为“汉末丧乱,魏武始基,军中仓卒,权立九品”,1(时)间最早提到了曹操时,可见这一制度的雏形在曹操时最早显现.后李重云：“九品始于丧乱军中之政,盖以论人才优劣,非谓世族高卑”.2()这充分说明九品中正制初创之时并非专以血统为评定依 　　据.在九品中正制出现以前,两汉的选官制度是察举制,以道德行为为考核评量的标准.到了东汉人们意识到对人物的品评绝不是一时测验所能得来的,需长时期观察,反复考量.于是乎便形成了一种乡闾品评的传统.那么由哪些人进行品评呢,主要是本乡名士.东汉末年的名士皆以人物批评为务,从他们口中得出的对人物的褒贬,当传达到政府时,可以在选举上起决定性的作用.《符融传》载“,时汉中晋文经、梁国黄子艾并恃其才智……三公所辟召者辄以询访之,随所臧否,以为与夺”.(3从)这则事例可以证明当时的名士不但参与,甚至干涉了政府的用人之权.在名士之中又有特别以批评人物恰当称著者,他们对人的品评,几乎出口便成定论.这样一来国家、朝廷的用人权不是掌握在政府手中,而是控制在在野党的股肱之间,这无疑是加强中央集权的一个巨大障碍.所以为适应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这个阶级社会政治发展的必然趋势,这种选官状况必然要改变. 　　传说曹操曾要求许劭给他作一评语,许给他的品评鉴定是“：治世之能臣,乱世之枭雄.”这并不一定是事实,但小说《三国演义》里写到此事足以说明乡闾之议的重要性,而乡闾之议又掌握在几个名士——“评论家”手中,谁要出名先得请他们捧场.接下来一个关键的问题是这个名士是什么背景,东汉是以豪强地主为基础的封建政权,所以这些名士往往都是本地大族,或者至少也是与大族有联系的人,总而言之是大族门阀的代言人.这样发展下去,名士与大族趋于合一,乡闾清议遂成为大族扩张势力的工具. 　　东汉察举除了为外戚、宦官所干涉甚至把持外,还有一股力量也起到左右察举选官的作用,即乡闾清议品评.在东汉末名士已经成了与宦官对抗的营垒、集团,因此当统治阶级内部斗争十分尖锐时,在政治上的分界也是清楚的,除了极少数依附权门的无耻之徒外,大部分士人如果想在政治上获得地位便只能依靠主持清议的名士了,如果获得他们的优良评语,进可以入仕,退不失为名流.而反过来名士──即在野党领袖为扩大势力,也便广行结交扩大在群众中的影响,于是乎一时间名士清议、品评、广行结交便成为一种风气.当然这种风气在东汉末宦官专权,社会黑暗腐败之时,多少还能表达些民意,激扬些正气,形成与黑暗现实对抗的一股力量,有积极作用.但东汉以降黄中起义,宦官被剿灭殆尽,天下三分,形成新的局部统一局面后,这种名士集团、清议风气对于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无疑是一个巨大的障碍.当时曹魏政权的主持者曹操虽然系出大族,但却不是名门,而是与当时名士集团对立的宦官集团.此时大族名门已经成为封建政权分裂势力的中心,而曹操企图要恢复集权政治的传统,因此势必抑制名门大族.从另一个侧面来讲名士大族的清议到东汉末已失去了最初的那种积极影响.从东汉末开始,有许多政治家都认识到名士清议,品评藏否人物变成了一种时弊,演变成了朋党标榜,虚伪无用的道德行为.正应了法家的“主势降上,私党成于下.“”务名背实”的社会状况,所以按法家加强中集权,名家形名责实的主张,必然要澄清选举,破除朋党.而曹操是喜好法、名、兵家思想,并善于此道的,所以变革官制、破除朋党、大族是势在必行的.傅玄说：“魏武好法术而天下重刑名”,《文心雕龙·论说篇》称“魏之初霸,术兼名法”,便指出了曹操统治政策的精髓.正如上文所述名士的清议与大族势力扩张有联带关系,他们对于政治的干涉对曹氏政权不利.所以曹操的抑制大族在一方面表现为破坏朋党交游及蔑视清议,从曹操开始至明帝这方面的政策努力是一贯的.典型的例子如,建安十年杀孔融,建安24年魏讽案.另一方则表现为曹氏政权逐步加强对选举的控制.中正制的设立适应了这一要求,中正由政府委任,这样一来就把私人的品评变作官家品评,强迫清议与政府一致,同时使原来与政府有矛盾的大族名士与政府取得协调,政府从而控制了舆论,而中正的人选还是大族名士,他们的私家操纵之权由此取得了合法地位.但九品中正制具潜在性的影响很快即表现了出来.并使这一制度最终完全背离了其制定的初衷. 　　原因二：基于战乱时代的权宜之计 　　西汉中期即创立了察举制,其选举是以道德行为作为评判标准的,而这种道德行为乃是儒家理论的实践,即所谓“经明修经”.儒家所提倡的论理秩序为由内向外,由亲及疏的扩展,将起点放在个人的道德行为上,然后推及乡党.到了东汉人们认为这是对一个人认识的基础,不能用临时的测验来评量,而是要经常观察.因此宗族乡闾所作的评判成为选举方面最主要甚至是唯一的依据,失去了这个环节就无法进行.三国时期的选举制度仍沿东汉用法,以察举征辟为入仕大道.于是问题就来了,是什么呢?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少数几个分裂混战的阶段.基于战争频繁─—这个时代的主要特征,所以引发大量人口迁移,两汉以来的乡闾品评便无法执行.但另一方面人们还是承认乡闾认定这一办法的可靠性.所以一种权宜之计、折衷的办法便应运而生了.在一个地区,本乡之中选择一个适当的人来主持评定的任 　　务.这个人在本乡必素负声望,二要了解士人的情况.这样一来,吏部擢用人才就不至于无从考查了；另外这个人由政府任命,便于加强中央集权,控制舆论,控制人才选拔,削弱世家大族与中央的对抗,一举多得.《卫传》载.“魏氏承颠覆之运……故立九品之制,粗具一时选举之本耳”.(5)之后《通典》云：“后汉建安中天下兴兵,衣冠士族,多离于本土,欲征源 　　流,难委悉.”(6)因此我们可以认识到九品中正制之所以沿用了数百年之久,就是因为“人士流移”这个问题在整个魏晋南北朝始终存在,这一制度又部分地保留了东汉的旧传统,因此使其存在有了坚实的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