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传统农业长期主要是由小农以家庭为单位进行经营,传统农业和小农经济是分不开的；对传统农业的改造也就包括了对小农经济的改造.由于地主制下的小农经济有较大的独立自主性,家庭经营本身又有极大的灵活性,所以非常适合农业、尤其是精耕细作农业发展的需要.如果说,精耕细作产生于在农业实践中对自然条件的因应,并促进了小农经济独立性的加强和地主制经济的形成,那么,在精耕细作产生以后,它的继续发展就是主要依靠小农经济的支持和推动.传统农业的历史辉煌主要是小农所创造的.这是一方面.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在地主制下小农经济规模狭小、经营分散,再生产能力很薄弱的一面.明清以后人口的激增大大加剧了这种情况.中国小农经济规模之细小,远远超过同时期的西欧小农.经营规模过于分散和狭小,使精耕细作在多劳集约的轨道上滑行得太远,对大型高效农具的推广使用十分不利,严重制约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是农业以至整个社会进入新的更高级的形态的最根本的条件.从事分散狭小经营的农户,土地生产的不足,必然要从家庭副业来弥补,这又导致小农业与家庭副业相结合、自给性生产与商品性生产相结合的体制越加牢固,由于它具有适应和克服各种恶劣条件的顽强生命力,同时也对农业的社会化和新经济因素的成长构成巨大的阻力.把历史上的小农经济视为中国贫穷落后和一切坏事的总病根,显然是错误的；美化历史上的小农经济,认为它可以无往不适、万古不变,同样是错误的.从历史的经验看,如何既要保证农业生产者的经营自主权,充分发挥其在生产上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又要努力改变经营过于分散、规模过于狭小状态,是农业现代化改造小农经济过程中需要注意解决的重要问题.农业合作化在某种意义上是解决经营规模问题,不能否认它在一定时期内取得了明显的效果,但由于一系列的失误,尤其是公社化以后,抹杀了农民的经营自主权,扼杀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终于使中国农业走上了死胡同.文革后实行包产到户,恢复了家庭经营,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迸发了出来,农业获得高速发展,举世瞩目.但经营规模细小而分散的问题没有解决,在人口数量超过历史上任何时期的条件下,“均田”式的包产到户甚至加剧了这个问题.这种情况对农业生产发展的制约已经显示出来,实行适度规模经营的呼声于是此起彼伏.这并非要回到人民公社的老路.人们在实践中也摸索了一些如何在家庭承包的基础上解决经营规模过于狭小的问题的具体方式,如通过土地使用权的转让形成种田大户、推行股份合作制,在农业产业化在过程中通过社会化服务体系把分散的农户组织起来,等等.总之,是要把分散的小生产纳入社会大生产和市场经济的轨道上来.这个问题的解决也关系到中国农业现代化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