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路宿于石门。晨门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者与？”（《论语·宪问》）这个晨门，一般被认为是个隐士。他与《论语》中其他的隐士都是勇于避世、果于忘世的知其不可而已者、知其不可而不为者。晨门说孔子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者”，显然和其他隐士对孔子的评价是一致的，即“意非孔子不能隐遁辟世”，认为当时的天下已无可救药，而孔子却“固执”地不放弃自己的努力。但相比较而言，晨门的辞气缓而不迫，其所养又有过于长沮、桀溺、荷蓧丈人、荷蒉者与楚狂接舆等。他的评价虽在一定程度上含有一些讥诮的意味，是对孔子的否定，但对孔子的认识却十分深刻，非常准确地概括了孔子一生的主流精神，即坚韧不拔、锲而不舍的追求精神和奋斗精神，又具有悲剧美的意蕴。孔子编订六经、广收门徒、周游列国，为的是实现他的政治理想，即以三代圣王（尧、舜、禹）与文武（周文王、周武王）、周公的时代为代表的理想社会。而在礼乐崩坏的春秋时代，他的政治主张并不为各国当政者所采纳，因此这只能是一件无法完成的伟业。但孔子并没有放弃，靠的就是这种“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精神。孔子在中国的历史与文化中产生如此重大的影响，原因之一也正是这种精神。“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精神是一种十分可贵的文化品格。它可以追溯到上古时代的原始先民时期，是对中国古代民族精神的继承和发展。中国古代神话的一些著名篇章如《山海经》中的“精卫填海”、“夸父逐日”、“刑天舞干戚”等可以看作这种文化品格的最早源头。这虽然是神话传说，但反映的却是中国原始先民的意志品质，可以说是“知其不可而为之”文化品格的先声。然而，这种文化品格的确立是由孔子完成的，是他为之注入更为深厚和丰富的内涵，并通过具体的行动对后世产生深远的影响。“知其不可而为之”是一种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也是一种文化自信。孔子为匡人所困，他说：“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可见，孔子是以文王、周公的继任者自居的，这既为他提供了自信的力量，也使他的内心充满了责任感和使命感。对于孔子而言，他的一切行动不是建立在预判了结果的基础之上的，而是从他所信奉的道德标准出发，去做他该做的事。当然在做之前，他可能已经预见了事情的结果，但这并不会影响他应有的行动。这一点，颜回深得孔子之心。楚国派人聘请孔子，孔子准备前往拜见回礼，被陈、蔡大夫围困于野，断绝了粮食。但孔子仍讲习诵读、演奏歌唱毫不间断，知道弟子们心中有气，便先后召子路、子贡与颜回三弟子，所问问题相同：“《诗》云‘匪兕匪虎，率彼旷野’。吾道非邪？吾何为于此？”子路与子贡的回答不能令他满意。颜回答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虽然，夫子推而行之，不容何病，不容然后见君子！夫道之不修也，是吾丑也。夫道既已大修而不用，是有国者之丑也。不容何病，不容然后见君子！”孔子闻之，欣然而笑（《史记·孔子世家》）。颜回之答语亦可谓“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注脚。陈成子弑其君齐简公。孔子沐浴而朝，告于鲁哀公而请讨之。哀公命其告夫季孙、孟孙、仲孙三子。孔子又告夫三子，不可。两次“告”的结果，孔子是早就知道的，但“以吾从大夫之后，不敢不告也”。子路曾经说过：“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也就是说，君子出仕，要尽其应尽之职责，而其政治主张行不通，早就知道了。这种对于形势的认识，应来自孔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