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苏轼都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颇具代表性的文人,分属于唐、宋两个文学繁盛的历史时期.他们在其各自不同的人生阶段中所创作的诗歌篇章,往往与自己坎坷的人生经历相契合,以文学的意境和形象来诠释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人生境界.阅读他们的诗篇,可以看到他们人生境界上的差异,以及面对不同人生境遇时的不同心态,让人颇感触动,备受启发. 　　志向高度决定着人生境界的高下,从李白与苏轼的诗作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志向所在,并由此感受他们不同的人生境界.我们先来看李白的《早发白帝城》（“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这首诗是李白晚年因政治原因被贬至夜郎的途中,在白帝城忽然接到赦免的消息而乘轻舟返回,路过江陵时有感而作的.遭贬是李白的人生境遇,他此时正处于人生的低潮中,但他仍能满怀“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的壮志与信心,是很不容易的.探究李白一生：少长于四川,5岁学六甲（奇门遁甲）,10岁观百家……一生以成就帝王之师为目标,抱负很大.因此,他由政治被贬而得到的挫败感也相对更大.他40岁进长安见唐玄宗时,以为自己满腹经纶,肯定能够得到皇帝适当的安排,却奈何鲲鹏之志难以施展,只能仰天长叹“大道如青天,我独不能出”（《行路难三首·其二》）,这是一种强烈的怀才不遇的感慨；不过他仍自视甚高,用杜甫的诗句来说,即是“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饮中八仙歌》）.因此,晚年的李白尽管屡遭贬谪,但他所写的诗篇中,字里行间仍流露出志气昂扬,他不坠青云之志；尽管在人生的低潮时期,也不放弃理想,身被放逐,却不曾放逐自我的气节和心智.那种“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梦游天姥吟留别》）的傲气,“仰天长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南陵别儿童入京》）的自信以及“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行路难三首·其一》）的霸气,在李白身上得到了混融的体现,他以诗酒做伴、山水为友,超凡脱俗的人生境界是非常人所能企及的,因此不愧得“诗仙”的称号. 　　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人生境界是动态发展的.自李白始,经由杜甫、白居易等人,再一直发展到“唐宋八大家”之一的苏轼,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人生境界经历了一个逐渐发展完善的过程.到苏轼所处的北宋时期,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在为人行事、待人接物等方面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苏轼不仅学识渊博,多才多艺,在书法、绘画、诗词、散文等方面都有很高造诣,更重要的是他的人格发展体现出了此前少有的全面性.苏轼在人生境界上不似唐朝李白那般偏执,他的人生理想和境界以顺应自然为主.这一点在苏轼与和尚佛印的对话中有明显表现,在他自己的诗作中也有体现. 　　“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闻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自题金山画像》）,苏轼在事业达到巅峰后跌入低谷,44岁还因反对王安石变法被贬谪黄州,人生发生重大转折；“黄州、惠州、儋州”,他的一生经历了这样3次贬迁,可谓境遇悲惨.但这也始终没有摧毁他的意志,苏轼通过自我调整,在苦中作乐,真正做到了范仲淹所说的“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岳阳楼记》）.在人生困顿的时候,苏轼仍运行自然、挥洒自如,真正体现出一代儒者的风范.苏轼早已看透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水调歌头·中秋》）的道理,因此在贬途中仍能发出“一蓑烟雨任平生”、“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定风波·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此心安处便是吾乡”（《定风波·赞柔奴》）的感慨,这种随遇而安、宠辱不惊、“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中庸》）的人生境界让人可感可慷、可赞可叹也.苏轼将宋儒“动亦定,静亦定”（《近思录·为学大要》）的修养境界体现得淋漓尽致,也成就了自己的千古美名.近代哲学家冯友兰将人生境界划分为四,即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无疑,苏轼应属其中的“天地之境”,与天地、自然合一. 　　总之,从唐到宋的历史纵向上总体把握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人生境界,可以发现：唐代重视功业和名气,而不太关注道德层面修养；发展到宋代,文人开始以功业以及心性修养二者并重.唐与宋时期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共通之处在于,他们都负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独立人格,二者缺一不可.只有社会责任与独立人格并存,才是知识分子健全的人格；而健全的人格永远是健全人生的保障.不论身陷囹圄,还是处于顺境,都要活出自己的尊严,不坠青云之志,这正是值得我们今天反复思考的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