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和下西洋,其船舶技术之先进,航程之长,影响之巨,船只吨位之大,航海人员之众,组织配备之严密,航海技术之先进,在当时的世界上,都是含有其匹的.正如前文说指出的那样,他们的航海成就显然丝毫不比西方人逊色,甚至在航海时间,船队规模以及航海技术诸方面,均是哥伦布等人的航海活动所望尘莫及的.然而,我们应当看到,郑和远航与西方人开辟新航路的结局,却有着截然不同的后果.郑和下西洋的航海活动虽然声势浩大,但明成祖和郑和死后不久,中国船队遍绝迹于印度洋和阿拉伯海,中国的航海事业突然中断了,这使得中国与西洋各国业已建立起来的联系戛然而止.从此,中国人传统的海外贸易市场逐渐被欧洲人所占据,并最终退出了正在酝酿形成中的世界性市场.相反,哥伦布和达·伽马开辟新航路后,在西欧激起了远洋航海的热潮.在中国,作为国家的政治任务,郑和下西洋对于中国的经济的刺激作用微乎其微.而在西方,东方的商品和航海贸易的利润直接加速了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美洲的发现,绕过非洲的航行,给新兴的资产阶级开辟了新的活动场所,从而揭开了资本原始积累的序幕.从这一点来看,哥伦布等人的航海活动,对于西欧乃在世界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是先前的郑和下西洋所无法比拟的.在郑和下西洋之前,中国经济特别是东部沿海地区经济结构的转型,已出现了符合世界历史潮流的新趋向.然而,随着郑和下西洋活动的终止,中国政府将自己与当时正在形成的世界市场隔绝开来.而新航路的开辟,为西欧新兴的资产阶级开辟了新的活动场所,使欧洲商路和贸易中心从地中海区域转移到大西洋沿岸,欧洲人在海外广阔的领域里建立了众多的殖民地,从而为西欧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创造了条件.大量的黄金,白银流入欧洲,引起“价格革命”——金银贬价,使得物价上涨,而“价格革命”则是资本原始积累的重要因素之一,它加速了西欧封建制度的解体和资本主义关系的发展.从这一点上来看,我们对于郑和下西洋的历史意义,应有恰如其分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