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不知名的作家写信给我,说要给我的导师写传记,希望我写篇短文提供素材. 　　恐怕我导师已经答应了,因为听说他已经去导师家里采访录音. 　　一下子觉得嘴里苦的很.我有很多担心：第一,这个作家水平怎么样呢?会不会写得不忍卒读?第二,这个作家可能不那么了解我的导师,能够写得传神么?碌碌之作还不如不写；第三,现在写传记是不是太早呢?我导师应该还有更多成就在后面呢；第四,很少听说有中青年法学家出传记呢,会不会出版以后被人嘲笑沽名钓誉呢…… 　　晚饭的时候跟徐公子说了,他捧着肚子说,“你,你,你要直言犯谏哦.” 　　我很犹豫地,“恐怕不好吧,我老师应该考虑周全了才答应的.” 　　“那你就说,嗯,这个作家行不行啊?您应该留着自己写之类的.”他笑,又说,“算了吧,你去提醒老师这个还是不妥.” 　　后来我遵嘱写了一篇短文,给作家寄过去. 　　上帝保佑,请你写得好一点,因为那是我老师哦! 　　我印象中的何老师 　　写何老师,让我有些犯难.跟随他学习有十年了,那么多点滴,那么多细节,却不知从何说起.那是高中生面对高考作文的心情,想拼尽全力写好,却往往辞不达意. 　　本科大三那年,何老师给我们开《法律英语》.他第一次走进来,我们都愣了,没见过老师这般整齐的：笔挺的西装,雪白的衬衫,锃亮的皮鞋,漂亮的公文包,还有很精神的脸庞.他很洋派的走路,站到讲台上和我们目光交流,亲切地说,“Goodafternoon,everyone.”我们异口同声地回答,“goodafternoon,sir.”然后大家都由衷地笑了.很多年以后,可能记不得老师讲过什么,然而谁都还记得那个昏昏欲睡的下午教室里走进的那个很精神的老师,宛如记忆深处吹来的一阵和煦的风. 　　考上研究生以后,我去见何老师,跟许多师兄一起去的.何老师住在张自忠路原段祺瑞执政府的大院里,那个门楼是赫红色的前朝建筑,门口蹲着两个大狮子.那天下午晒着太阳,我都有点恍惚起来,仿佛不是在1998年.上了楼,室内陈设也干净得很.何老师穿着真丝的长衣长裤.师母是北京人,说话如大珠小珠落玉盘的清脆.她端丽的圆脸上看得出当年的模样,使我立刻想起读到的关于何老师奋发图强终于娶得美人归的故事.所以当晚回去所有的女生都在追问我师母是何等样一个女子. 　　喝着玻璃杯里泡着的茶,在书房里坐,整个一道墙上全是书,还有很多厚厚的文件夹子.那时和何老师说话,好像对着神明,心里空荡荡的.至今也没有改变,仍然是敬畏的.何老师对人亲切却不亲昵,和蔼却有原则,让你觉得如沐春风,同时做起事来需要小心翼翼.这个境界是不好学的. 　　何老师每年过中秋节的时候都会请学生们一起吃饭,开始是一桌,慢慢的两桌,现在三桌也不够了.人越来越多,可还是老规矩：不许送礼,还要吃好喝好.做学生的时候不知道多馋,总是能够吃得心满意足.别的专业的同学羡慕不已,盖因师母说：“以后大家就是一家人,学习上的事找何老师,生活上的事找我.”我那时没少给他们添乱,有一次家宴我喝得太多糊里糊涂地抱着师母的脖子痛哭,大家看得目瞪口呆.过了几天何老师打电话给我,问完了交待给我的工作以后专门嘱咐：“以后喝酒要适量,家里可以,外面千万不要喝多.”我红脸诺诺.那时候年轻孟浪,可是听到这样的提醒心里说不出的温暖. 　　每到假期何老师就会带着一众弟子外出调研.我是懒散惯了,可跟着何老师就分外小心：要守时、要守纪律、要认真等等.有一次开会需要我发言15分钟,何老师专门叮嘱,“你说话太快,要记得放慢语速.”发言的时候我特意穿了件衬衫打了根领带,何老师点头,“这样比较精神.”我讲的被害人陈述的认证规则,回应热烈,搞得我有点难以招架,还是何老师微笑着解围,“看来陈提前领略博士论文答辩了.” 　　何老师虽然是学者,却没有书生气.他善于交际,和认识不认识的官员、学者、媒体微笑、寒暄、应酬,从容得体.那次我们邀请最高人民法院的一位厅长去山东开会,飞机晚点了我们都滞留在机场候机厅.快要午夜12点了,那位法官说,“何老师,要不我就不去了?”何老师很诚恳地说,“你不去,我们都会很遗憾的.”后来那位法官私底下跟我说,这句话真让人欲走还留啊.我笑,是的,那是亲切而坚定的,你很难拒绝的. 　　常常会有人向我通报,比如,你们何老师在中央电视台某个节目做嘉宾,又或者何老师在哪个法院讲课……他越来越出名,也越来越多人知道他的好.我是沾沾自喜的,因为是他的学生,自然可以引以为荣.然而何老师有一次说,“我也等着有一天以你们为荣,到时候人家就介绍我说,这是某某的老师.” 　　我们都笑.假以时日吧,有一天让老师以我们为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