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赫鲁晓夫等苏联领导人经常对中国事务采取指手画脚的态度.早在革命战争时期,斯大林操纵的第三国际曾经多次给中国共产党错误指示,险些让共产党毁灭.解放后赫鲁晓夫多次提出与中国共建一支海军、建立长波电台事情,被毛主席拒绝,不久苏联同中国在意识形态上就分化了,双方先是论战,谁也说服不了谁,最后苏联终于下决定撤走了所有苏联驻华专家以及一切援助. 　　1950年2月14日,刚刚成立的新中国与苏联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中苏两国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方面结成了全面的同盟关系.然而,到了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苏关系却发生了逆转：党际的友好变成了公开的论战、国家关系上的同盟变成了互相拆台和攻讦,贸易急剧下降,军事摩擦不断,1969年双方更是发生了直接的大规模的武装冲突.对于中苏关系演变的原因,中外学者已经进行了多年的研究,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目前,中苏关系的研究成果可分成三类. 　　第一类是西方学者对中苏关系的研究,其研究主要集中在冷战史领域.从总体上看,西方学者从历史纠纷和现实利益的矛盾角度,分析中苏关系的演变.他们站在较“中立”的立场上,使用中苏两国的解密档案和西方情报部门掌握的相关材料,充分利用了实证史学和比较政治的方法,对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近年来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主要作品又可以进一步分成两种,一是白人学者戴维德·梅尔斯(DavidllanMayers)的《劈开磐石:对抗中苏同盟的美国策略》、费正清和麦克法夸尔主编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盖迪斯(JohnLewisGaddis)的《我们现在明白了:重思冷战史》、高沃龙(Garver.John)的《对手与盟友》、迪特·海茵茨希(DieterHeinzig)著《中苏走向联盟的艰难历程》等;二是华裔学者的研究成果,如:陈兼的《毛泽东的中国和冷战》、张曙光的《毛泽东的军事浪漫主义:中国和冷战》和《经济冷战》等.研究方法的多样性和对美国在中苏关系变化过程中扮演角色的研究是西方研究的主要特色. 　　第二类是苏联(俄罗斯)学者方面.在过去他们主要是站在大党大国主义的立场上,认定中国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民族主义恶化了中苏关系,或者将问题的责任归咎于领导人的个人失误.公认的最为权威的苏中关系著作是鲍里索夫和科洛斯科夫80年代合著的《中苏关系1945～1980》,出于意识形态对抗的需要,该书 　　虽然资料丰富、逻辑缜密,但是立场僵化.值得注意的是,90年代以来,该书的主要作者鲍里索夫(真名为罗曼宁О.Б.Рахманин),连续写了两部苏中关系著作《中苏关系的历史思考》和《二十世纪的俄(苏)中关系》,同过去相比,其观点发生了很大变化,更加注重从客观的历史角度,而非主观的意识形态立场探讨中苏关系变化的原因.类似的作品还有库里克（Б.Т.Кулик的）《苏中分裂:缘起与结果》,作者作为中苏关系的亲历者,对50年代到60年代的事件和问题进行了逐一梳理,对于我们理解中苏关系破裂的苏联方面原因很有帮助.此外,俄罗斯的中青年学者瓦斯科列谢斯基(А.Д.Воскресенский)的《俄罗斯与中国:国家关系的历史与理论》、巴拉诺夫（E.П.Бажанов的）《苏中关系》也都体现了俄罗斯对中苏关系研究的发展. 　　三是中国学者方面.长期以来,中国学者在很大程度上延续中共在中苏大论战时期的观点,认定赫鲁晓夫搞“修正主义”是中苏关系逆转的根本原因.80年代以来,中国学者在中苏关系的研究中取得了很大进步,随着国内外有关历史档案材料的解禁,不仅一些回忆性的书籍和文章增多,一些学者也开始从国家战略的矛盾、国家利益的冲突、意识形态的论战、领导人的观念意识等更加全面的角度去分析中苏关系逆转的原因,并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以师哲的《在历史巨人身边》、李越然的《中苏外交亲历记》、吴冷西的《十年论战》等为代表,一些中苏交往亲历者的回忆录陆续出版.同时,一些学者不忘深入挖掘中苏关系的有关史料,沈志华、李丹慧整理出版了俄罗斯解密档案《苏联历史档案汇编》,并发表了许多论文和著述,对中苏 　　关系中的一些重要历史事实进行了澄清;牛军、杨奎松等学者从中共党史研究的角度对中苏关系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此外,外交学院的曲星教授以外交研究的方法对中苏关系的变化的国家利益、国家战略背景等因素作了全面的研究,北京大学的孔寒冰教授则对中苏关系演变对中国60---70年代国内政治的影响进行了深入的探讨.